大明老六寒门书生开局死谏朱元璋第90章 墨海藏锋暗流渐起

洪武二十四年的初夏应天城在一场连绵数日的透雨之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澄澈阳光。

雨水洗刷了宫阙殿宇上的积尘琉璃瓦反射着耀目的金辉连带着翰林院庭院中那些蓊蓊郁的古木也舒展出格外鲜亮的翠意。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草木的清新气息仿佛连日来的阴郁沉闷都被这一场甘霖涤荡而去。

然而在这片表象的明净之下那股自帝国权力核心滋生、并悄然蔓延至官僚体系末梢的紧绷感却并未随之消散反而如同这初夏的气候在阳光照射下蒸腾起一股更为黏稠、更令人窒息的低压。

文华殿那场关于藩王策的奏对虽仅限于林霄与太子朱标之间并无只言片语外泄但其引发的无形涟漪却已悄然触及了林霄身处的小小漩涡。

林霄依旧每日准时出现在翰林院典籍库埋首于那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

他负责的《洪武大典》“舆地门”编纂工作已进入更为精细、也更为繁琐的校勘与定稿阶段。

相较于前期广搜博采的宏阔眼下更多的是需要极致耐心与严谨的字斟句酌。

一页页泛黄的书稿一行行模糊的刻字一个个需要考证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细节构成了他全部的世界。

他比以往更加沉默行动轨迹更加固定将自己完全隔绝在学术的壁垒之后仿佛真的成了一尊只会呼吸墨香的古籍雕像。

同僚们早已习惯了他的存在方式。

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位林修撰自从参与了大典编纂的“要务”后非但没有借此机会攀附钻营反而愈发显得“不通世务”。

他对待那些枯燥考据工作的专注与投入在那些期待着凭借文章才华直上青云的同僚看来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自讨苦吃”。

孙耀宗如今见到他偶尔会停下脚步用一种混合着些许怜悯与更多是“此子不堪大用”的最终定论的目光扫过他或许会随口问一句“琼州物产志校得如何了？”语气平淡再无之前的审视与探询。

林霄总是立刻起身恭敬回答：“回大人正在逐一核对地方志与前朝笔记异同力求无误。

”态度谦卑回答得体将话题牢牢锁定在具体事务上。

孙耀宗便会“嗯”一声不再多言背着手踱开。

林霄这种“安于本职”、“心无旁骛”的表现无疑完美符合了上至皇帝、下至掌院学士对他“勤于案牍”的定位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他可能存在的任何潜在威胁。

然而在这层精心构筑的“书蠹”保护色之下林霄的头脑却从未停止过高速运转。

文华殿奏对的每一个细节朱标太子那沉重而疲惫的眼神那声关于“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叹息都如同烙印般深深刻在他的心底。

他知道自己那番“强干弱枝徐徐图之”的建议或许为忧心忡忡的太子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但根本无力改变那日益迫近的结构性矛盾。

朱元璋对北疆的强势布防如同不断收紧的绞索而朱棣在北平的隐忍与暗中积蓄则像是地下奔涌的熔岩寻求着喷薄的裂口。

这表面的平静不过是风暴来临前最后的间歇压抑得令人心悸。

这种对大局的深刻忧虑反而促使他更加珍惜眼前这方由故纸堆构成的“避风港”也更加坚定了要利用这“编纂大典”的绝佳平台为自己、也为远在琼州的“方舟”积蓄力量的决心。

他的工作远非简单的抄录与校勘。

这一日他负责审核“舆地门”中“江南道·镇江府”部分的一批稿件。

稿件由一位名叫吴思贤的翰林编修初步整理完成内容主要涉及镇江府历代沿革、山川形胜、名胜古迹。

表面看来文稿引证丰富文笔流畅并无明显纰漏。

但林霄在核对一条关于城西“蒜山”的典故时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稿件中引用了《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蒜山在城西三里临江绝壁相传汉末周瑜与诸葛亮于此议拒曹公谋算于此因名。

”这似乎是再寻常不过的地理典故引用。

然而林霄记得自己此前在整理另一批前元文人笔记时曾看到过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他立刻起身在密集的书架间穿梭凭借过人的记忆力和数月来对库藏典籍的熟悉很快便找到了那册名为《至顺镇江志》的残本。

翻至相关篇章果然看到上面记载着：“蒜山旧名算山或云晋代某隐士精于算术结庐于此故名。

其地险要南朝时尝为屯兵之所。

至唐末始有附会周郎、诸葛事者盖因山势临江便于观览形势耳然考之正史二人未尝至镇江此说实为后人穿凿。

” 两相对照差异立现。

《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而《至顺镇江志》为元朝所修后者时代更晚且明确指出“周瑜诸葛亮蒜山定计”之说为唐末后人附会穿凿。

吴思贤在整理稿件时显然看到了这两种记载但他却选择了传播更广、也更富戏剧性的前者而对后者的辨正之说只字未提甚至未加任何考辨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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